這段院會發言約三分半，沈伯洋聚焦國發基金調查案與立法院調查權的界線。他的主要問題是：若提案方主張調查是為了配合產業創新條例修法，那調查內容是否真的會影響修法選項？如果調查結果無論如何都不改變法案方向，調查的必要性就需要進一步說明。
調查與修法之間要有關聯
沈伯洋先指出，提案把調查說成是為因應產業創新條例修法，但他認為修法版本已經設定對特定投資活動的限制；即使調查特定企業或案件，調查結果似乎也不會改變該條文是否禁止投資。他藉此追問，調查事項和立法目的之間的關聯在哪裡，並質疑是否符合必要性與比例原則。（來源 #157，00:00–01:25）
他的論證不是否認立法院可以調查，而是主張調查權必須和立法、預算或其他憲法職權相連。若立法院已可透過質詢或公聽會釐清疑慮，為什麼必須成立調查委員會？他並以刑事案件作比喻，指出不能只因某種行為可能違法，就把一般執法案件都轉成國會調查案。（來源 #157，01:25–02:21）
程序與法源也需彼此一致
結尾他提到，若調查案引用已遭憲法判決宣告違憲的聽證程序規定，相關條文如何銜接便需要先處理。他認為法律規範若出現部分有效、部分失去適用的情形，立法院應先修整職權行使法，再繼續討論調查權的具體行使。這是他對議案程序的批評；本段沒有列出完整條文內容，也未呈現提案者答辯。（來源 #157，02:21–03:39）
這場發言的觀察
沈伯洋試圖以「目的、關聯、必要性、程序」逐步檢驗調查權：調查問題要能支援立法工作，調查方式也應是達成目的所需。讀者可將此理解為他的議事與憲政主張，不應直接當成法院已確定的法律結論。引用提案版本、修法內容及憲法判決時，宜對照正式文件。
本文為依語音辨識逐字稿所作的非官方編輯整理，並非沈伯洋本人撰稿。逐字稿可能有辨識錯誤；正式引用請回聽原始影片 #157。